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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赞同(或起码不反对)换偶行为是因为它没有违反李的性学三原则(自愿、私密、成人之间)，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果然，李关于换偶的言论得到了木子美的认可，木子美认为夫妻一起出轨，吻合婚姻的契约。虽然康德认为婚姻的意义就在于“合法使用对方的性器官”，薛兆丰说婚姻是“终生批发的期货合同”，面对质疑，李银河最应该庆幸的是，幸而王小波已经身故，否则面对蜂拥而至的文艺女青年文艺女中年文艺女老年换偶的请求，她将如何应对？
小姐问题：教育还是惩戒？
据报载，10月11日，哈尔滨市疾病控制中心的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所组织了一次针对50多名CSW(女性性工作者，也即所谓“小姐”)的宣传教育活动。这些小姐们在公开身份与职业的状态下，接受了一次预防艾滋病和推广使用安全套的特殊教育。摆在公安部门的难题是：是马上把她们抓起来，依法罚款并劳动教养，还是宣传教育之后，任她们回去重操旧业？
《新周刊》2001年年底指出的“小姐”问题依然考验着国人。伴随着艾滋病的蔓延，这一问题更被上升到亡国灭种的高度重新加以衡量。早在1989年，世界有关团体就倡议各国娼妓合法化和组织化，实行妓女定期体检与挂牌服务制度，中国也有学者提出设立“性特区”，或“性服务分级管理方式”。
在中国，人们对待一些棘手难题的通常方式是采取犬儒态度--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干脆不承认。比如同性恋，比如小姐问题。
安全套广告：生还是死？
中国的电视上出现不了杜蕾斯，但中国的电视上有“男儿当自强，我要领头羊”和“洗洗更健康！”，杰士邦虽难登大雅之堂，但“中央一套”牌、“雷锋”牌、“大盖帽”牌安全套，却经常在社会新闻版块掳人眼球。
中国人对安全套的厌恶几乎是天然的：不喜欢“戴雨衣洗澡”有之，说它大大提升了男性前列腺炎和女性子宫颈癌发病率的有之。这种基于私人理由的厌恶被扩散到了公众领域，以至于在皮包里搜拣到安全套，警察就能把你当性工作者抓起来，安全套放进娱乐场所，所有正人君子必定绕道远走，余秋雨老师的书和安全套放在一起，也常有人把余老师和妇女用品联系在一起。
中国1989年制定的《广告法》中明确规定“一些有关性生活产品的广告向社会宣传，有悖于我国的社会习俗和道德观念。因此，无论这类产品是否允许生产，在广告宣传上都应当严格禁止”。1998年10月，杰士邦以主题为“无忧无虑的爱”的品牌广告登上了广州80辆巴士，仅33天就被强令撤下。2004年11月15日-21日，被各地计生、疾病预防等部门的专家呼吁很久的安全套广告终于悄悄地在央视羞答答地试播，奇怪的是，这则以“珍惜生命，预防艾滋”为主题的公益广告，原本应该停留5秒的赞助单位名字被快速闪过。
就计划生育、预防疾病特别是艾滋病而言，安全套无疑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在马来西亚，马来人会骄傲地指着郁郁葱葱的橡胶园说：是我们的橡胶，救了你们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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