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到了我绝望的门槛前
2004年夏天，厄运就在我憧憬着幸福的时候突如其来，我被检查出患有“脑部成神经细胞瘤”。此细胞瘤不同于普通肿瘤，不是具体地长在脑部的某一个部位，而是有游离的特性，随着身体的淋巴系统全身流动，根本无法做具体手术。
我父亲与主治医生在长谈后得知，现在除了欧美等少数国家外，再就是在香港的圣玛利亚医院有专家来诊治此病，在国内尚无好的治疗方案。我父亲于当天下午就飞回了大连开始办理全家赴港通行证。立明的父母也终于得知了我的病情，他们要替我父母分担部分治疗费用，被我的父亲拒绝了。临上飞机前，我父亲这样对立明说: “我很庆幸是结婚前女儿发现了此病。如果你跟小曼没有夫妻的缘分，我们都只能认命了。”立明眼泪汪汪地看着我，除了紧握住我的手之外，似乎什么都说不出来。我上了飞机，通过窗户看着立明，忽然觉得他与我已经遥不可及……
治疗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医生采取的是世界上目前最先进然而也是最残酷的治疗方式: 他们选择了一种藏有微型放射粒子的胶囊，将其注入我发现了癌细胞的准确部位，然后等待这个小的“核反应堆”在里面发生作用，将癌细胞杀死，而不伤害身体其他正常的细胞和部位。这样几个月治疗下来，我身体内游离的癌细胞得到了良好的控制，但强大的副作用产生了: 除了头发脱落，身体浮肿和各种不良反应外，我必须住进防辐射的铅制病房，不能见任何人，包括我的父母。进出的医生都要穿上特制的防辐射制服和面具，每次见我都如临大敌。
我无法与父母交流，没有立明在身边，我成了孤岛上漂流的最后一只小鸟，周围是死亡的海水。如果不是成为立明新娘穿上白色婚纱的单纯信念支撑着我，我早就选择逃离生命了。
终于到了2004年国庆节，我以为立明会趁这个机会来看我，却盼来了立明取消婚约的消息。那一夜，我觉得生命真的完全地没有了意义。从第二天开始我开始了慢性自杀: 我不吃医院任何的东西。主治医生跟父亲进行了长谈: “她已经失去了求生的希望，现在最重要的是亲人的力量，或者她还有更好的朋友……”
父母忽然想到了拨浪头。他们知道拨浪头多年来对我的感情，希望此刻他能够给我一点鼓励和希望。父母通过很多同学才找到了拨浪头在新加坡的联系方式。他听说我病情后的第二天就赶到了香港，踩着圣诞节的乐曲声来到了我的病房外。
他还是那么高大。他的目光还是那么的温柔。虽然透着厚重的防辐射面具，我还是能够感受到他大大的拨浪头里在想着什么: “你瘦了，病痛和那个家伙把你折磨成这样子了……”但他没有说出来，而是用他戴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抚摩着我的脸: “你好，我的小芭比……”听到他透过面罩发出的嗡声嗡气的声音，我的心忽然好酸疼，我哭道: “我快死了，我真想马上就死！”
他小心地不碰到我身上的吊瓶，然后又温柔地拢拢我快掉光的头发，把头附到我的耳边说道: “我来了，还记得多年前你说过的下辈子的承诺吗？我告诉你，不用等到下辈子，这辈子我就替你兑现: 哪怕用我的命换你的，我也要把你救回来。还有一句话，我二十六年来一直想说却没有说出来: 我爱你，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我笑了，然后又哭了。我像一个小猫一样偎依在拨浪头的怀里，黄昏来临的时候我对他说了一句让我们都很吃惊的话: “我怎么感觉有些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