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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汉代乡里学校的主要职责就是推广儒家伦理，助成风化，当时乡里学校的师资主要是书师和经师。《汉书・艺文志》：“汉兴，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吏》、《博学》三篇，断为六十字为一章，凡五十三章，并为《仓颉篇》。”《汉书，平帝纪》：“元始三年，立稷及学官……乡曰庠，聚曰序，庠、序置《孝经》师一人。”书师主要教授篇章和书算，经师则教授儒家经典。崔实《四民月令》：“十一月，砚冰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小学》。”《东观汉记》卷十七云；“乡里徐子盛者，以《春秋》授诸生数百人。”由于乡里学生年龄较小，未必全通五经，其中以学习《聿经》为主，终汉一朝，以孝治天下，“使天下皆诵《孝经》，选吏举孝廉。” [1]（荀爽传)因此，乡里学校中以《孝经》师为最多，他们以儒家经典为教学内容，以扩大教化为主要任务，在乡里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第二，乡里学校还向学生传授封建礼仪，《后汉书・秦彭传》曰：“修明庠序，每春秋乡射，辄修升降揖逊之仪。”乡里之间，以礼作为实践儒家伦理的工具，左右相教，老少相传，即使是饮食、衣服、住行、婚丧、祭祀等也都具有一定的礼数，它既是人际关系的准则，也是人们遵循的道德规范，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当时，每年的十月，乡里学校还举行乡饮酒礼，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这些以推广儒家伦理为目的的仪礼活动，是乡里道德教育的主要构成部分。其后，历朝历代都设有乡村社学，多以灌输儒家伦理、推广教化为主要任务，这无疑对造成淳厚民风起了推动作用。
第三，彰表楷模，以利民风。在乡里推行儒家伦理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奖励机制，《后汉书・百官志》：“凡有孝子贤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武帝时，河南人卜式出资助贫，“乃召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尊显以风百姓。” [2]（卜式传）东汉安众令程文矩丧于官，其妻穆姜对程前妻四子慈爱温仁，四子却以非己生母，憎毁日积。穆姜母道益隆，四子省悟，自诣狱受刑，“县言之于郡，郡守表异其母，蠲免家徭，遣散四子，许以修革。” [1]列女传，沛郡桓鸾之女，丧夫失子，单身守寡，为防嫌疑，乃豫刑其耳以示贞顺，“沛相王吉上奏高行，显其门闾，号曰‘行义桓鳖” [1]（列女传）。对于穆姜和桓鸾之女的彰表，旨在激励乡民自束，从而实现乡里教化。
推举品德高尚、志节清远者“复身”或“入仕”，也是一种奖励机制。惠帝四年“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当时的乡举里选，其主要依据就是乡里之誉。东汉时，蔡邕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 [1]（蔡邕传)，结果蔡邕披推举入仕。冯豹“长好儒学，以《易》、《春秋》教于丽山下，乡里之语曰：‘道德彬彬冯仲文’。”结果冯豹被“举孝廉，拜尚书郎” [1] (冯豹传)。为了鼓励事孝，政府还将“举孝”也作为官吏进身的正途，有汉一代，举孝为官者，不下百人，这种政府行为，对儒家伦理在乡里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乡举里选的基础是乡里之誉，只有在乡里享有隆誉，才有可能被乡举里选时推举出来，从而激励乡里民众以儒家伦理为律己原则，修身求誉，达到推行教化的目的。
在彰表楷模的同时，还对不良现象进行教育劝诫。元代村社的社长，对“或不务正业，或出入不时，或服用非常，或饮食过分，或费用无节，或无贫暴富，或安生下人，或结交游惰”者，有责任进行教谕，教而不改者，则再用大字粉刷其墙壁，上书其不务正业等不良厅为，直至知耻改过之后，方许毁去粉壁。这种村社的教化职能在维护封建统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乡约村规，自为约束。许多地区的乡里，都订有“乡约”，其内容多以教化为主。王守仁《南赣乡约》说：“孝父母，敬兄长，教训子孙，和顺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成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将道德教育寓于乡约村规之中，是中国古代乡里教化的重要形式。在乡村中的大族，还立有家规、族 规，其内容也多以封建伦理道德为主，同时还宣扬安贫乐道、明哲保身一类的处世哲学。
在族规中，也有一些积极的内容，如提倡节俭、守法、读书、尽忠报国等，有的还明文禁止酗酒、赌博、嫖娼、传阅淫书等，对淳化民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儒家伦理与乡里“教化”
在古典文献中的“教化”当指道德教育。汉初，在总结秦亡教训时，许多思想家归之为独任刑罚、教化不施。基于此，许多的思想家、政论家、教育家对“教化”作了精辟的阐述。
第一，教化为治国之大务。汉代思想家：无不把“教化”视为治国临民的首要条件，为他们所称道的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实际上就是一项大的教化工程。汉初君臣莫不祟尚无为，无为的核心就是不任刑威，以德化而治。陆贾在《新语・无为》中提出了尚宽舒、行中和的思想，旨在使民“渐渍于道德，被服于中和”，从而达到天下大治。他认为，只要实行德化，就可以实现人人尚德、处处有序的理想社会。可以说，汉初的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正是德化代替任刑的必然结果。
汉武帝时，祟尚文治武功，以功利代替：无为，但对教化的重视并末减弱。时人董仲舒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则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勾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丁邑，渐民以仁，庠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类也。”
（董仲舒传）此后，教化治国，渐成制度，并浸染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东 汉后期，吏治腐败，人心不古，政论家王符提出以教化匡世，他说：“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奠神于化。” 他认为，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淳厚的民风，不是威刑所强，而是教化所致，“躬道德而敦慈爱，美教训而祟礼让，故使民无争心，而致刑措。” 与王符同时的仲长统也提出了“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仲长统传）虽然王符、仲长统的理论并没有改变汉末的混乱局面，但他们毕竟是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二，德刑并用。强调教化并非是否定法制，而是合理地调配二者的关系。汉代在处理德与刑的关系时，一般遵循以德为主，辅之以刑的原则。汉初思想家陆贾倡导教化治国，他同时又承认“夫法令者，所以诛恶” (无为)将法令的诛恶功能视为教化劝善功能的补充形式。至汉武帝时。董仲舒更明确地提出“刑者德之辅” （身之义重于义）的论断，他认为治理社会应以德为主，“显德以示民” (身之义重十义)，但仅靠德的教化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刑罚作为教化的辅助手段，从而确立了以德为主，辅之以刑的教化理论。
东汉政论家仲长 统也主张德主刑辅，他说：“德教者，人君之常任焉；而刑罚为之辅佐焉。” （仲长统传）他强调在德教的同时，还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实行法制，“奸宄成群，非严刑峻法，则不能破其党，时势不同，所用之数亦宜异也。” (仲长统传)但是，在仲长统看来，使用刑罚只不过是德化的补充形式，其目的仍在于教化，“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均是一法制也，或以化之，或以乱之，行之不同也。” （仲长统传)使德主刑辅理论进一步升华。
[责任编辑:aymss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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