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新书《老生》:22万字写了120多次死亡

陕西书画南方报业网-南方周末 2015-02-02 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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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战争年代,大家对死亡没有啥感觉。和平年代,社会有序的时候,死亡就突出了。现在我们这个年代,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战争,经济革命。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了,必然招致毁灭性的流行瘟疫。

贾平凹新书《老生》:22万字写了120多次死亡

“贾平凹的字画比他写书赚钱”是个流传很广的传言。贾平凹的说法是:反腐之后,上门求字画的少了很多,“这个行当整个都没有了。” (CFP/图)

贾平凹的新书《老生》篇幅不长,写了一百二十多次死亡。

第一个故事写革命时期,写了64次死亡;第二个写土改,6次;第三个写“文革”,8次;第四个写当代,46次。其中当代人的死法都很惨烈。

贾平凹对南方周末记者估计,自己这辈子都学不会打字了,手写将是他一生唯一的一种写作方式。

面对“贾平凹的字画现在比写书挣钱”的传言,他正面回应:现在上门求字画的少了,不,应该说,这个行当(字画)整个都没有了。

“那些人都是买了送领导的。现在轻易不敢送了,领导也不敢收了。”这让他有所悟:原来,从前购买他字画的人,根本就不是为了收藏。

贾平凹此次来京,是来参加2015年1月21日《当代》杂志35周年的庆典。经过现场投票,他的长篇小说《老生》获得该杂志评出的最佳长篇小说奖。

这是一部混合式小说。从1930年代一直写到21世纪,借一个活了一百多岁的唱师之口,串起四个发生在秦岭下的故事:革命、土改、“文革”、当代。四个故事中还隔着一部古书:《山海经》。他借一对师生传道授业的方式,把自己对这部古书的解读隔在小说的章节之间。

《老生》有过去贾平凹小说里的商州味道,也有一些新玩法。“SARS”、华南虎事件和“爱情天梯”这些新闻事件,被贾平凹融进了书里。

22万字,120多次死亡

《老生》篇幅并不长,22万字多一点,却写了120次以上的死亡。

第一个故事写革命时期,写了64次死亡;第二个写土改,6次;第三个写“文革”,8次;第四个写当代,46次。他笔下,当代人的死法都很惨烈。炸矿砸死的,抢矿打死的,捡破烂的农民图财害命尔后被枪毙……最后,再加上一次死人无数的瘟疫。

“这场瘟疫最早从南方开始,然后传染到北京,又从北京向全国各地传播,一旦传染上就像患了重感冒,头痛、鼻塞、浑身发热、关节疼痛、咳嗽不止,导致呼吸系统功能衰竭而很快致死……”不难看出,这是在说“SARS”。

南方周末:全书出现的死亡有120次以上,而且和平年代的死亡人数好像跟革命年代差不多?

贾平凹:还真是第一次有人提这个问题。我没有专门写死亡的意识,是按照故事要求,(人物)该死就死了。

革命时期是乱象。战争年代,大家对死亡没有啥感觉。和平年代,社会有序的时候,死亡就突出了。现在我们这个年代,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战争,经济革命。这是另一种乱象,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了,必然招致毁灭性的流行瘟疫。乱象,主要指我书里写的第四个故事,那些人用激素、避孕药、安眠药、福尔马林和超标农药制造农副产品。肯定要遭到报应。

南方周末:《老生》这本书,革命那一段,让人想起《白鹿原》;土改让人想起《古船》;“文革”写到当今,想起《兄弟》。这其中,哪些生活是你熟悉的?哪些生活是你去采访的?

贾平凹: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革命、战乱、社会变迁,这些社会生活就是在那儿,作家必然要写这些事件,就像你吃饭我也吃饭一样。大家都在写这一段生活嘛。

第一个故事“革命”,基本都是听长辈们说的。我姨夫是秦岭游击队的头儿。游击队最早的头儿,就是书里病死的那个李德胜,是他邻村的人。

我是1952年生的,土改时我还小。为了写这一段,我采访了好多人。土改在当时,某一个地方或某一个村庄,情况全都不一样的。“文革”前后我经历过,这一段我都比较了解。现代故事,我是了解一些的。

我采访的一个经历过土改的老干部,他给我讲,当时收金圆券,一夜之间就作废了。就跟朝鲜前几年的货币改革一样,一下子老百姓的财富就没有了。我把这一段写到了《老生》里。

我经历过当年粮票的作废。很多人家里藏了好多粮票,突然就没有用了。当时攒粮票得多辛苦,省吃俭用的。突然间一下作废了,也没有人给你补偿。我把这个亲身经历的记忆写到了这里面。

还有,那时候大部分地方尤其贫困山区,所谓地主都是勤俭积攒下的。你是贫农我是富农,我只不过比你稍微好过一点。那时候土改就是相互比较,稍微好过一点就是富农。其实要是拿到全国富裕的地区,可能贫农都够不上。比如我采访到的一个地主,农忙的时候要雇请人,请长工收庄稼。他给这些人吃白面,他自己和媳妇、孩子吃粗粮,都是这样的。当然也不乏恶霸。

华南虎、“SARS”与“爱情天梯”

在《老生》的后记中,贾平凹解释自己写《老生》的初衷:“哪些是荣光体面,哪些是龌龊罪过?太多的变数呵,沧海桑田,沉浮无定,有许许多多的事一闭眼就想起,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想,有许许多多的事常在讲,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讲。能想的能讲的已差不多都写在了我以往的书里,而不愿想不能讲的,到我年龄花甲了,却怎能不想不讲啊?!”

2008年3月,参加全国两会的贾平凹被记者们围追堵截,要他谈谈对“华南虎”事件的看法。贾平凹多以“我不清楚”“你别问我”作答。

他把这件事写进了《老生》里。

2013年,余华的小说《第七天》引发巨大争议,书中对新闻事件的大量取材、改写成为舆论焦点。有批评甚至称,“毫无技术含量的拼凑,是江郎才尽的末路狂奔。”余华本人则讲:“中国现实太荒唐,你永远赶不上它,我妒忌现实!我们老说文学高于现实,那是骗人的,根本不可能的。”

南方周末:你在后记中写的不愿想也不能讲的事是什么?

贾平凹:比如革命时期的游击队。我看好多电视剧,都说游击队员是为了信仰参加的。但在我接触的游击队历史里,不是这样。那个时候,字都不识,谁知道(信仰)这个词?就是拉杆子。只要你有一杆枪,你日子就好过了。生活贫困,社会把人逼急了,想把日子过好。这时候从延安过来一个人,组织大家慢慢起来,后来正式部队红25军过来了,有些人就跟着走了。

《老生》里写的雷布被一枪从后面打死,是从刘志丹的故事里受到启发。外面的部队开进来了,地方的游击队和外来的部队会发生好多摩擦,斗争特别复杂,特别残酷。

为书里面这个红25军经过秦岭的故事,我也做过采访。我去河南娄师的25军军部参观,知道他们从这里进入商洛地区。在那里他们被国民党围住,打了几仗,也特别残酷。他们给我讲了好多红25军的故事。

南方周末:为什么当年你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时候不提华南虎事件,而这次要写进书里?

贾平凹:那个时候我不是很了解。后来我知道了,当时把这个责任都弄到周老虎身上,其实他背后是一群人。县上想弄一个保护区,省上也想跟国家要些钱。陕西有很多保护区,什么熊猫的、朱鹮的。当时拍老虎这个人想挣钱,大家形成了一个集体链条。2013年,为了写这本书,我专门去过一次。我们从西安到安康,从安康到镇坪。随同的一个朋友对周老虎特别熟悉,把我带到那个山上专门看那个环境,还给我讲了周老虎很多生活上的事情,新闻没报过的。

我一看,那个山太大了,光翻一两天可能都翻不过去,根本没法发现老虎,就是有老虎你也找不到。也不是我想象中的密林,就是地广人稀。

这二十来年,中国人在商品经济大潮里,都脑子发热。能追求权力的追求权力,追不到的追金钱,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我觉得把这些事情写进去很自然。

南方周末:在文学里写已经发生的新闻,不怕这些新闻挤压了文学的空间吗?

贾平凹:为什么文学越来越难?因为它不如新闻直接。我爱看新闻和纪实片,我觉得那更震撼,电视剧反倒不震撼。我有时也想,别人看我的作品恐怕也存在这个问题。

新闻进入文学很正常。1980年代,中国文学有一部分新闻的功能,媒体不发达,大家主要看小说。现在,中国是一个新闻特别多的国家,任何事情都逃不脱媒体的曝光,看你怎么个写法。

要长久地来看,新闻毕竟是新陈代谢很快的东西,昨天的事情今天就不说了。文学可以说几十年,上百年。它帮助人站得更高一点,看得更远一点。新闻是拿个放大镜显微镜来看,看得更细一点儿。

咱都是大观园之外的人,但也想看看大观园里面

在《老生》中,贾平凹把现实与荒诞、神话与革命联系在一起写,产生的效果令人忍俊不禁,又不禁哑然。过风楼公社的党委书记领头祭风神,焚香叩拜后讲话:“我们祭风神,祈求立夏后再不要刮大风,愿今年的庄稼丰收。但是,我们要整风,整治人的风气!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促进生产,力争在三至五年,过风楼要焕然一新,改变长期落后面貌,成为我县我市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南方周末:后来为什么没有写一部解读《山海经》的书?《山海经》对你书中人物的世界观有没有影响?

贾平凹:我看过几个版本注释的《山海经》,这个字怎么读,故事怎么解释,书完成于哪一年,从来没有从更多的方面深入探讨过。我本来也想写一部书解读《山海经》。它是中国人思维形成的一个源头。但是后来我想想,毕竟咱不是学者。(写这书)得翻大量的资料,得从各个朝代的版本研究。咱也弄不到,也没有那种知识和精力。有好多字的读音我都不知道,我也得看专家的注释才知道啥意思。那些异形字,字典上还难找,只是明白意思。

我读《山海经》,跟小说里人物的世界观没有直接联系。我在后记里讲,《山海经》是一个山一个海讲过去,是平面的。到后面它有好多神话,特别有意思,那个时候的人是这样过来的。现在,山水依旧,最多是改变了方向方位。这些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也是一个村一个村地描写过去,我也不给你加很多别的东西。《山海经》基本都是写动物,长什么样,什么特性。我写的是人。其实动物和人有很多共同的特性,一转就是了。

南方周末:这种荒诞组合的写作手法,会不会成为你今后写作的主要手法,或者是主基调?

贾平凹:这个是我的偶然之笔,不可能取代我惯有的写作风格。一个作家形成了风格,很难改变。

你观察中国百年来的社会,它是很荒诞的。如果一个人从我爷爷那一代活到现在,一百多年,回想这一生,他会发现自己干了很多很荒诞的事情。

任何东西,你从历史角度来看,都是荒唐的。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他又是很悲惨的。我这本书里面,大多数人都是很悲惨的。如果一个人从高空来看这些人,是很荒唐的,也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文学性。

祭风神的故事,是我到太白山采访的时候,听当地人讲到的风俗。比如竹筒里放一根鸡毛,祭祀各种神,特别多。那个地方现在还是晚上结婚。他们说当年蒙古人统治的时候,谁家要结婚,新娘的初夜权要给他们占去。后来那地方的人为了躲避,就连夜结婚,起码把初夜权给丈夫。这种风俗,现在还流传下来。

南方周末:有一种说法:文学是百年来中国社会革命与转型的独特受益者。这个转型期过去以后,文学是不是就不会这么兴盛了?文学的命运是将被稀释、被边缘化,还是会以其他的方式继续生存?

贾平凹:要从历史的角度眼光来看这个问题。拿世界文学来讲,为什么拉美文学后来兴起了?因为这个地区百年动荡,就容易产生伟大的文学。中国也是这样。欧洲也产生了很多伟大的作品,但平静的社会产生的作品,就没有动荡社会产生的作品新奇。

我到任何地方去,都有人叫我签名,拿着几十本我的书来找我,这些人最少五十来岁,一看就是年轻时开始读我的作品,一直读过来的。但是老的不停在退出读者阵营,死了、岁数大了,不关心文学了。这是人的天性。

年轻读者对你所写的一些东西,没有亲切感,这是自然的。但是你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年轻人没有经过土改、“文革”。就像我们看外国作品,看1930年代的作品,看《红楼梦》一样。《红楼梦》咱也没有经过。就算咱活在清朝,咱也过不上那种生活,咱都是大观园之外的人。但是咱也想看看大观园里面。就像现在,我也爱看看写高官们的故事。我也进不去啊。人都有好奇心。有人看结构,有人看语言,有人看故事,各有各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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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贾平凹其实一开始想写一部《山海经》解读,她也表示支持。但一段时间后,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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