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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文化的基本特征 博大兼容由此开端

2010年08月04日18:24社会科学战线周天游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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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文化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得到总结的直接产物,是中华传统文化成熟的标志,它突出的基本特征是多元文化基础上的统一和统一条件下的文化多样性,共生并存。汉代文化表现出了多元性、统一性、包容性、和谐性与创造性,使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了“博大兼容”的特点。既能坚持本土文化的传统,又能不断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来丰富自己,为己所用。而这恰恰是中华文明在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相继中断或转型之后,仍能唯一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

汉代文化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得到总结的直接产物,是中华传统文化成熟的标志,它突出的基本特征是多元文化基础上的统一和统一条件下的文化多样性,共生并存。

汉代文化可追溯到传说的英雄时代,即以农耕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与游牧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文化,以及周边各古代民族文化为代表的域外文化,在互相交流、较量甚至经历铁与火的洗礼中,形成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并在不断融合其他文化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古代文明。它的表征即为周文化,不过这种文化的统一性还处于初期阶段。换句话说,地处黄河中游地区的关中、河洛及三晋的中原文化圈处于上风,并初步被奉为正统而傲视天下。但同时其他文化圈仍然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如地处北方草原地区及其相邻农耕地区的北方文化圈,位于山东地区的带有东夷文化色彩的齐鲁文化圈,流行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楚文化圈,奠基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吴越文化圈,活跃于川滇黔一带的巴蜀及滇文化圈,据有岭南地区的南粤文化圈,以及崛起于西羌后挺进到关中的秦文化圈。他们均长期保持各自的特色文化,并极力试图影响其他文化,抢夺主导权。随着周王朝的衰落,这种趋势日益明显,而最终的胜利者,无疑是秦文化。

秦人起源于东夷,以玄鸟(燕)为图腾,故姓嬴,与商人的图腾崇拜相一致。尽管秦人与商人也有过矛盾冲突,但长期以来,秦人一直是商王朝的忠实同盟者。而且秦人与商人一样,是精于畜牧与狩猎更甚于农耕的民族,同样善于经商,所以早期的秦文化是东夷文化与商文化的混血儿。由于秦人常随商人一起与北方游牧民族打交道,不可避免地吸收了北狄文化。他们又与楚人具有姻亲关系,如昭母宣太后、华阳太后均为楚人。在春秋战国的绝大多数时期内,秦楚是坚定的同盟者,很少发生战争。《诅楚文》中记录的秦穆公与楚成王盟誓“叶万子孙,毋相为不利”,就是明证。那时秦人受到楚文化的影响,也就不足为怪。周灭商,秦人地位骤降。特别是周公平定武庚叛乱之后,参与暴动的秦人大部被强行迁徙至陇上,一方面替周王室养马,一方面为周王室屏蔽西羌。正因为秦人替周王室养马有功,且在与羌人的对抗中由弱转强,秦人逐渐摆脱种族奴隶的地位,得以“邑之秦”。西周末年,周幽王演出“烽火戏诸侯”以博褒姒一笑的闹剧而遭杀身之祸后,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阳有功,因此理所当然地享有关中,跻身诸侯之列。然而秦人保有不少西羌习俗,仍被东方诸侯固平等会盟,但秦人接受平王东迁之后保留在关中的周文化,并将其改造利用。正是由于秦人这一特殊经历,它在文化上才能兼容并畜,为其崛起服务。这正是《吕氏春秋》颁布于秦国,并真正形成杂家的原因。正因为如此,秦人最少受中原文化约束,自商鞅以来变法最为彻底,到秦王嬴政时期形成以法家为核心来统一诸子百家学说的治国思想,为秦统一六国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秦朝建立后,“书同文”、“行同伦”,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立足于多元文化基础上的统一。这种统一配合中央集权政体及其他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的建立,起了决定性影响。虽然这种文化的整合尚未完全成熟,实施的时间也过于短暂,也没有机会比如让扶苏去进行调整,使之更趋合理适度,但这一趋势,这一重大成果,却被汉朝所承继利用。

汉文化并非秦文化的照搬。“秦之苛暴,汉之简易,相激相反”。汉初吸取秦亡教训,曾用黄老之学来取代法家的主导地位,是形势使然,必须借此以休养生息,恢复百姓与国家的元气。包括恢复分封,特别是分封同姓王以屏蔽帝室,也是一时之策。然而随着经济的复苏与繁荣,诸侯王的坐大,以及帝王越来越希望有所大作为,黄老之学已明显地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汉武帝在董仲舒的建议下,决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变革,使儒学在以后2000余年的历史中,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无可替代的中心。于是有人把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划起了等号,仿佛中国的一切,兴也儒学,败也儒学。不过实际上这是对汉代文化的多元统一的误解。它忽略了事物的另一面,即统一条件下文化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儒学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起主导作用而又影响至深至远的一种文化,但并非唯一。此前在百家中,儒学从来不是显学,孔子及大部分弟子常惶惶如丧家之犬,只有像荀子那样能吸收其他学说特别是法家学说者,才能顺应历史潮流而有所作为。即便在明命独尊儒术之后,汉武帝看中的无非是“大一统”观念,“皇权神授”、“天人感应”,以及三纲五常和臣民应遵守的长幼尊卑等级秩序与行为规范而已,无非是利用儒家学说更具合理性,更注重平衡关系,更具有诱导力而已。其实武帝更认可法治,在其在位期间,律令多达359章,大辟409条,死罪决事比13472事,文字至西汉末多达百万余字。法律之烦苛不仅远远超出刘邦的约法三章,也甚于秦律,称之“密如凝脂”,并不为过。正如汉宣帝所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可见“儒表法里”,才是其实质。也就是说,它是借助于儒家的外衣,吸纳其合理的内核,利用法家、阴阳五行等多家学说对其进行改造,以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所以这时的“儒术”已不完全是当年孔子的儒家学说,而是诸子百家之说在儒学为体之下的成功统一。如果书呆子式的崇儒敬儒,这种儒君与儒臣,往往误国误民。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即使儒学中心地位不可动摇,许多学派仍然存在,拥有各自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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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Wyxadigit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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