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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次山,究竟什么人?

2011年09月22日09:17南都周刊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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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像越南人,长得像日本人,口音像台湾人,护照是美国人,其实是党的人。

  网上有段子这样调侃阮次山。

  寥寥数语,不无质疑之意,却也勾勒出阮次山的基本人生经历:大陆出生,童年曾在越南,后在台湾成长,留学美国后变身美籍华人。

  阮次山,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首席时事评论员,曾访问过江泽民、科菲·安南、希拉里、鲍威尔、托尼·布莱尔、卡扎菲、内贾德等多国政要。

  这些经历为他在国内积累了影响力。但也因为一些言论,他被网友冠以“高级五毛党”的称号,被指“为政府说话”,骂得难听的,说他是“没有脊梁的走狗”。

  阮次山的自我定位也是耐人寻味:在业务层面,他视自己为“新闻资讯的提供者”,“不提供答案”;同时,他站在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立场上,呼吁青年人爱国,拒绝从愤青的角度看问题。

  9月1日下午,当学者秦晖、孙立平、展江等对“中国模式”进行讨论的同时,阮次山在凤凰卫视北京分部的办公室接受本刊专访。谈及他所推崇的“中国模式”,阮次山赞叹中国高铁的效率与成就,即代表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一例。

  “可是呢,你问执政者,你问官员,什么是‘中国模式’,他也不知道。这叫摸着石头过河。”阮次山说。

  争议

  在中国的电视人当中,阮次山有其独有的特殊地位。在凤凰卫视《风云对话》节目里,他常常与各国政要握手言谈。即便在中国内地,他也扮演着颇让人意外的角色—为宣传体系做人才培训,甚至充当智囊团。

  一个例证是:阮次山经常为广电总局或新闻出版总署举办的各省地市中高层宣传人才培训班讲课。2003年,在首期中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中,包括前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内的74名部委发言人,聆听了阮次山等人的授课。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讲师、博士徐帆曾旁听过类似的培训,“你就会觉得那个时候的现场是很特别的,凤凰卫视的阮次山,说起来是一个美籍华人,(凤凰卫视)也是一个比较自由派的媒体,但是他却在给宣传体系最内部的这些人士讲课。有时候讲国际形势,讲中国媒体,讲海外媒体,讲中国媒体的对外传播,讲海外媒体的中国问题分析……”

  徐帆的这番话在一定程度上传达着某种普遍的疑虑,甚至是质疑。

  “我以前在国新办第一届新闻发言人训练的课程上,跟他们讲,不要怕媒体,必须要让政府跟民众之间有媒体做桥梁。我们过去是闷着头干,到现在还是这样,其实政府做很多好事,你不知道。”阮次山主张政府要建立跟媒体之间的积极互动。

  而正是因为这种看似站在政府立场想问题的思路,阮次山屡屡被网民指为“为政府说话”。与此同时,外界还将矛头对准了他的国籍—拥有美国国籍,却高呼“爱国”口号;爱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

  阮次山努力将自己的爱国观念通过多种途径传达出去,他在多个高校演讲,被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海南大学等超过十所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他呼吁年轻人们不要做愤青,要看到国家的进步。

  他公然站在愤青对面的立场,也招来骂声一片。在百度贴吧、新浪微博以及香港某些论坛中,网民直接称呼他为“五毛党”,言语很不客气。

  2011年3月,阮次山开通新浪微博,才发第二条,便被转发九千多次,铺天盖地的唾骂声。到7月,阮次山请助手针对微博评论进行了统计分析,“我一个微博放出来,有多少人是骂你的,有多少人意在宣传,很明显能看出一个趋势。”

  根据助手的分析,在阮次山的微博评论中,“40%是邪教分子,10%-20%是愤青,还有30%-40%是靠境外人士出钱在网上翻云覆雨的人。”

  阮次山认为这么多人骂他,原因不仅仅在于他的某些言论得罪了太多愤青,还在于“网民的复杂程度超出你的想象”。他觉得这也能大体反映现在的网友成分,并把分析结果传达给“有关当局”,“我说这是我的判断,你们以后必须要小心这个东西。”

  “你必须要审查,可是你有时候审查来不及,最快也要半分钟,一秒钟、十几秒,它已经出去啦……所以你看我以前发出一条东西,反应一面倒。现在有我的粉丝出来对骂。现在新浪啊,为我这个微博,有五六个人在替我删—所以这是一场战争。”

  近两年凤凰卫视将《风云对话》、《新闻今日谈》两档节目的制作总部搬到北京,也是阮次山的建议,“所谓他‘亲中’的言论,并不是一个空头的言论指向。他为了更好地实现这种言论的传播,也在生产机制上有些调整。”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讲师、博士徐帆这样评论阮次山带随节目搬至北京。

  北京有大量的外国使馆和外国机构驻华办事处。节目组可基于这些外交资源,获得更多、更有效、更直接的政治接触。对此,原凤凰卫视执行台长刘春印证说:“阮先生曾在北京举办一次酒会,来了80多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外交部长李肇星也过去了。”

  《风云对话》制片人周周也透露,阮次山在凤凰卫视做一些国际重要政要专访时,有时会有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在门外等候,了解某某到底说了什么。

  “所以说他们(凤凰卫视)还是一个国家立场,而阮次山跟这个台的总体立场相对来说比较匹配。同时他的声音和形象又给人一种外来的这种声音和形象的感觉,所以他这个角色一直在凤凰生存得不错。”据徐帆说,他曾听凤凰卫视前节目主持人杨锦麟说过,“其实中国的很多中高层官员,从地方到中央的,这些评论员的观点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也因为此,阮次山一直都很安全。基本上他在中国的评论,很少受到高层的点拨。”

  所谓“高层的点拨”,便是杨锦麟常遭遇的“迎客松”—遇到讨论敏感问题,便插入迎客松画面进行屏蔽。阮次山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困扰,这让他对当局立场的把握看起来比较娴熟。

  阮次山有句口头禅是“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这被许多人批评为一种盲目的“大国情怀”—批评者认为他对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种种灾难、不堪视而不见。

  阮次山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自己不同于“没有脑筋”的“匹夫”,“你看到问题,你认为它是病入膏肓,我看到问题我认为它是进步。贪污腐化,你不要以为美国没有耶,我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那么久,哪一样没有贪污腐化,只是人家贪污腐化包装得很好,我们的官员刚刚开始贪污腐化不会包装,只能这么说。”

  老华侨

  阮次山职业生涯中最得意的事,是2004年专访美国原国务卿鲍威尔时,促成鲍威尔公开宣称美国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表态,称台湾不是独立的,它没有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主权。台湾股市曾因此大幅下跌。

  “对台湾来讲,我算是出卖它。”与台湾的关系,对阮次山来说,是一个隐隐作痛的话题。他也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脱离台湾,入籍美国。

  1951年,身为国民党军官的父亲从家乡海南败走越南,阮次山一家变成无国籍难民,被关在法国人的难民营中。后经富国岛退往台湾,几经辗转终于在高雄定居。

  两年后,阮次山考上高雄中学,这段时间往后的经历,被阮次山形容为“辉煌经历”—在高雄中学,他享受到整个台湾都不多见的开放气氛,图书馆里藏有戴东原的《哲学》、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外面禁止的书。他读过胡适之,读过陈独秀的《最后的自白》,在美国新闻处开放的图书室里,也有令他着迷的海明威、杰克·伦敦等人的原版着作。“对我的价值观没有什么改变,可是呢,语言视角方面开放了很多。”

  从初一到高三,阮次山投稿赚钱,学校还会给予与稿费同等的奖励。那时候写的都是散文、诗歌、评论,深论也不过是“为什么要遵守交通规则”之类的话题。“我们为什么要爱国?写这个是不可能的。找死嘛!”

  阮父被在台的国民党队伍收编,经分配负责组织工作,对阮次山发表在报章的作品,“没有启发,也从来不会说做得好”。阮父把孙中山、蒋介石“当神一样”,阮次山不认同他国民党那一套,“有时候跟他争,父子之间就红了脸。他说:你懂什么?”

  因为自信满满,大学联考本可报一百多个志愿,阮次山只报了十个而落榜。当时已经19岁半,只好去当兵,目睹了最后一次视察金门的蒋介石,坐在山顶远眺大陆,“四个钟头动都不动”,这让他印象深刻。

  退伍后,阮次山再度报考当年的第一志愿: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老师们都对我很头疼,写新闻没有我多,文字功底没有我好,采访没有我多。”他旁听政治系的课程,从中风的邹文海老师那里习得西洋政治、思想史的“哲学”。

  课余的阮次山“一腔热血”,大国梦在当时就留下了“案底”。

  1970年,台湾爆发“保钓运动”。阮次山的同学临时抽退,因为同学的父亲是国民党大官,知道“党中央的政策”。“到我这儿,怎么可能抽退?我是政大学生代表,主要成员。我们这边支持台湾同胞保护钓鱼岛。”有从美国回来的年轻老师,“充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上拿着麦克风喊:“当初孙中山做革命时也没有理智过……”阮次山等人于是举着旗帜上了街。

  毕业后,阮次山同时在《中央日报》与“中国广播公司”任职,两年后赴美留学,在纽约St.John’s大学东亚研究所做中国研究,读遍了图书馆里的“几千本中文书”。在纽约一家中文报社工作时,他遇到前来面试校对一职的作家刘宾雁报告文学作品《第二种忠诚》的男主角倪育贤,倪在书中说过一句话:我爱我的国家,我的国家爱我吗?

  “我说,里面这句话我要纠正你。国家永远爱你,你要把国家、党和政府分离。国家永远是国家。”

  不久后,母亲过世,阮次山回台签证受挫,利用私人关系找到里根幕僚,才得以回台。1985年,他取得美国国籍。1999年,阮次山回到台湾,任创刊达50年的《CHINA NEWS》副社长兼总编辑。不到半年,报名更改成《TAIWAN NEWS》,老板更是易帜,背叛“不搞台独”的承诺。

  阮次山因此辞职,转赴香港。不久,在曹景行邀请下,加盟凤凰卫视。

  在刘春看来,正是“老华侨”这一身份赋予了阮次山有别于国内人士看问题的角度。“他那一代人在美国的年轻时候,遭受到种种歧视。像我们在中国,有时候对我们国家过于追求GDP发展带来的问题看得更透,而他们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地位的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改变,这些事情看得更多。”

  安全阀

  在中国人民大学北门对面,有一座六层小楼,便是凤凰会馆。凤凰中文台几档口碑不错的节目,如《冷暖人生》、《锵锵三人行》、《凤凰大视野》、《社会能见度》等,制作总部都设在这里。

  阮次山的办公室位于凤凰会馆五楼一角。记者正是在此,采访了刘春眼里“永远文质彬彬,衣着整齐,非常有仪式感”的阮次山。

  阮的桌上堆着一尺多高打印出来的资料。从日历上的圈点看来,9月份里,他要跑乌克兰、西安、四川等多个地方,而《风云对话》接下来预约的两个重头采访,分别是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以及泰国总理英拉。

  凤凰内部有几位“长者”,如阮次山、何亮亮,包括已经离开的曹景行、杨锦麟,一度构成了一道“老头子”风景线。有知情人士这样观察阮次山,“在凤凰卫视内部,大家习惯把阮次山叫阮先生。杨锦麟就会叫杨老师啊,曹景行就曹老师啊。但对于阮次山,叫他阮先生……他毕竟是在台湾长大的美籍华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阮次山离开《国际日报》,开始为“全世界的中文报”撰写时事评论,比如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香港经济日报》、《亚洲周刊》等,后也被内地的《参考消息》转载。

  “我还没有到凤凰工作时,在内地已经很出名了。《参考消息》很多人看。后来到了凤凰,名字跟人对上了,回来就更受到欢迎。”

  阮次山在凤凰卫视一直负责两档节目:《新闻今日谈》与《风云对话》。在前者中,阮次山作为评论员对当下社会热点新闻发表看法;后者则是一档对国际高端人物的访谈节目。

  《风云对话》体现出阮次山对节目的控制力。徐帆在对凤凰卫视进行调研时了解到:“阮次山是比较个性,对这个节目有决定性的把控力。他的制片人仅仅是负责业务上的一些外联啊或一般的电视事务。”

  这也或多或少印证了一点:在行事风格上,有些凤凰同事私下认为阮次山是那种自视甚高的人,“认为他的意见别人包括高层都应该听。”对此,阮次山回应,“他有他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这是做人的原则。所有的考验都在公众,我何必要改变他们呢。”

  制片人周周去年年初接手《风云对话》,基本是顺着阮次山的思路做节目。制作团队有时也觉得阮次山的言论“是不是太靠近上面的思想,比如他听到一些观点以后,我们会有疑问,哪里来的?是不是应该朝这些方向去宣传?如果我们朝这个方向宣传的话,是不是有些部门就会觉得是对的方向?”

  2010年8月菲律宾人质事件中,阮次山在评论中为菲律宾警方开脱,又批评香港特首曾荫权致电菲律宾总统的行为属于“越权”,引起了不少香港市民包括在港菲籍人士的强烈反感。凤凰卫视除收到大量电话投诉外,并迫于压力让阮次山暂停参与《新闻今日谈》两个星期之久。

  有凤凰卫视内部人士提到,他们多以《阳光卫视》为诫,不能因为言论过激而完全丧失传播的空间。有些同事感到不妥,认为阮次山的表现“有一点影响到凤凰卫视的声誉”,外界也有批评认为阮次山的一些言论“没有照顾到大家的情感因素”。“他们叫这个山鸡台嘛。凤凰就是‘飞上枝头变凤凰’,可能香港有一部分观众对这种有内地背景的台不是太信任……”

  但也常有戏言,称阮次山的存在让凤凰卫视的处境变得“更安全”,增加了做新闻的空间,起到一个微妙的相当于“安全阀”的平衡作用。

  “我的原则就是,我只就理说话,我不在乎情。不会在乎香港人的感情啊、网民的感情啊,我只在乎理,感情不是我的事儿,是吧,我们作为评论员,评论一个事情,我只站在大是大非的角度。” 阮次山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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