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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村民暴富 走在财富漩涡边缘有人跌入深渊

2011年11月21日15:40西部网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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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扫走了城中村以往的脏乱局面,也带离了曾经的鸡犬相闻、宗亲血缘和低生活成本。

生活环境在改变,生存状况亦在变。新居民是否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和以往截然不同的生活?

有了钱,除了幸福感,一些诱惑也扑面而来……

城中村改造办公室:

“改变是个长期的过程”

面对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滋生的新问题,西安市城中村改造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改变是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将通过一些经常性的教育、培训,引导他们转变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改变小富即安、不求上进的小农思想。”

专家

应对新居民进行生活观念教育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表示,南方的经验教训应该对西安有所警示。城中村拆迁后的补偿款,让一些城中村村民一夜暴富,导致很多人原有的生活模式和心理状态平衡被打破,他们心理出现巨大变化,如果自己承受不了这些,就会选择其他不健康的方式宣泄,如赌博、吸毒、包二奶等,而这些都属于个体犯罪。

王大伟提出应该建立相应的机制,对财富激增的城中村村民进行心理疏导,引导他们正确面对巨额财富的冲击和诱惑,同时,在心理上,帮他们重新建立起一种合适的生活理念。如进行投资理财教育、法律教育、多组织文娱休闲活动。

长安大学社会学教授戴生岐说,城中村多位于城乡接合部,处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碰撞的交叉口。一些农民对从农业生产转为工业生产一时无法适应,就产生了许多的“闲人”,“闲人”多了就会形成一个圈子,他们以欲望为中心,形成一个“亚文化”的圈子,醉生梦死。吸毒是一种生活越轨行为,吸毒能给他们带来快感,这就是城中村失地农民吸毒越来越多的主要原因。

毒品诱惑

吸毒花光了补偿款,还有人准备卖房

对有钱又有闲的个别城中村人来说,最大的诱惑之一便是毒品,有人会尝试、有人会复吸……

9月中旬,西安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一名民警说,戒毒所现在有600多名强制戒毒者,其中,有城中村生活背景者占到了百分之十几,有近70名。他们的户籍地遍及西安的新城、未央、碑林、莲湖等区。这名民警担忧地说,现在吸毒者的地区有从市区向周边区县扩散,人员年龄从大往小转的趋势。戒毒所一位中队长透露,近年来,有城中村生活背景的强戒人员在逐年增多,最多时达到强制戒毒总人数的20%左右。

建文,45岁。初次见到建文,他已经是第三次进戒毒所。

建文是城北方新村人,黑瘦,低矮,坐在审讯室内,操着关中口音的语气中,充满悔恨。在村子改造前,他已有过吸毒史。“做生意,有点钱,就想玩儿点不一样的东西!村里有几个人一起时间玩久了,也染上了毒瘾。”

吸毒后,家里出租房收的房租根本不够买毒品的毒资,积蓄很快花光,还欠下了不少外债。因为吸毒,他的体重从140斤降到不足百斤。

在家人的劝说下,他真的把毒品戒掉了。生活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人也变得勤快。“我将近一年没碰那东西。”后来,村子要拆。2010年10月,拿到方新村拆迁补偿款后,建文的“毒友”找到他,“生活里突然少了压力,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在“毒友”劝说下,建文又重新吸上了毒品,由于“手头充裕”,他吸食的量越来越大,直至发展成每天最少需要300多元毒资。

2011年7月,建文再次购买毒品时,被警方抓获。9月4日,在蓝田戒毒所戒毒的他说,村子里还在吸毒的人不下10个,有好多为了吸毒花光了补偿款,还有人准备卖房吸毒。

“没有文化,有钱又咋样?有钱也不会花,就想找点刺激的,结交的人也杂。”建文说,进入戒毒所后,他不敢把真实情况告诉12岁的女儿,只说是到北京打工去了。“拆迁款的钱基本都花在吸毒上了,我对不起家里人!”

与建文不同,解家村40岁的村民高玉庆,以前很痛恨毒品。“我就不该在这里出现。”9月4日,他说,他曾亲眼见过朋友毒瘾发作时生不如死的样子。为了帮朋友戒毒,他苦口婆心地劝朋友,还送朋友去戒毒所戒毒。

但朋友说,这仅仅是玩玩,意志力不强的人才会上瘾,高玉庆说,他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相信了,吸食上了海洛因。

随着吸食的次数越来越多,他渐渐上瘾。三年时间,他吸食光了拆迁补偿款。2010年12月,借了一百块钱买毒品的高玉庆被警方当场抓获,随即被强制戒毒。

高玉庆的儿子今年考上大学了,他说,或许这是他唯一的希望。

投资困惑

想用补偿款投资赚钱,却连连上当

小宋家原本住在南郊某城中村,家里有40多间房和一个大院子。2004年,村子拆迁了。小宋家当时6口人,2008年10月安置时,家里共分得了两套90平方米的住房和90万元。自从村子拆迁后,部分村民住在新楼里,捂着补偿款,却不知日后该如何是好。

小宋记得,当时村里想投资什么的都有,拉土车、出租车、开商店……但最热门的,是某公司在村里宣传的合作造林、投资铁矿及畜牧养殖的项目,承诺书上写着回报率高额。当时是她母亲拿回来一本宣传册,讲如何好、咋样能挣钱,村里人谁家投了多少钱……“也没做过多少考察,就感觉大家都弄,应该不会糊弄人,就把拆迁补偿款投了进去……”一年后,“投资”没有任何音讯,她和村里“参与投资”的人找过很多部门,之后得到消息:警方已立案,自己上当受骗了。“多的被骗了几十万呢,我妈当时投进去了3万元……”

虽然吃了一次亏,但家人还是急于为家里找到一个来钱的路子,结果被类似的手段再次欺骗,又有近4万元“打了水漂”。

“盲目投资、被骗、再投资、再被骗……拆迁补偿的钱越来越少了”,小宋说,家里人也责怪过母亲,但也都能理解,“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啥都得花钱,必须得想点办法挣钱。”但每想到此,她就担心,没有理财能力又缺乏判断的母亲会不会再次掉进陷阱……

>>人大代表:教他们学会利用资产是关键

“如何让普通村民成为现代都市

合格市民?”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在今年年初的省“两会”上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陕西省政协委员单克功递交了“关于加强城中村村民改造教育的建议”。省人大代表、西安文理学院生命科学系副主任罗雯提出“关于如何使城中村村民教育转变为合格新市民的建议”。

9月13日,罗雯在接受采访时说:“一些村民由村民转变为‘居民’的思想意识不到位,一方面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在身份和职业上发生了转变,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农民;另一方面他们在思想方式、行为习惯方面又保留着传统农民的特征。”这为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一些隐患。

单克功调研发现,原来城中村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村集体分红和自建出租屋收入。当他们拥有大量的资产后,如何利用这些资金和资产,为今后的生存寻找出路,成了关键的问题。

>>外出者说:改变的不仅是环境,还有心态

“城中村或许都会消失,但它是西安城市历史中不能磨灭的记忆,也是我成长过程中无法忘却的经历。”9月17日,在北京工作多年的亚东说。

80后的亚东从小在西安城东某城中村长大,直到上大学时离开村子。在2004年村子拆迁改造前,亚东家里有三层楼房,每月有5000多元的房租收入。拆迁后,家里获得三套补偿安置房,除了大一点的108平方米房屋自住,另外两套均已出租。据他介绍,以前家里收入主要是靠房租,但拆迁后新的生活成本增加,父亲没有其他技能,在一个小区找了个门卫工作。“每月一千多元钱,就是为了增加点家庭收入。”

“以前就是看谁家的房子盖得高,谁家的房间数量多。”亚东说,原来的村民大多都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只有靠房租作为收入来源,而要扩大收入,就得不断地扩建房屋。

“虽然城中村里的东西都很廉价,但是缺少了每一个元素都像是拼图缺少了重要的一块。”亚东表示,许多人家里在拆迁后仍然靠着房租生活。“城中村拆迁改造是好事。它改变的不仅是村子原来相对破旧的环境,还有村民们多年租房形成的慵懒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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